一生
能有多重?
“那一年的事,我大概能跟你说上一百件。其余的,我只知道它们发生过。”CLARA MERCIER · 如果你问她
“那一年的事,我大概能跟你说上一百件。其余的,我只知道它们发生过。”CLARA MERCIER · 如果你问她
COF 为 AI 角色赋予过去。接下来显而易见的问题,是过去的大小:一个人拥有多少段自传体记忆——自己一生中的那些时刻,而不是积累下来的知识——如果每一段都连同其感官痕迹记录下来,又会占用多少字节?两者都没有人测量过。本页说明研究确实知道什么,提出一个工作假设,让你检验自己的数字,并推导出这对一个容纳整个一生的文件意味着什么。
这些是数量级,不是测量值。下面每个数字都注明了出处。
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弗朗西斯·高尔顿,1879 年,他在研究自己的联想时问道:我究竟能回想起自己一生中的多少段经历?(不是他知道的东西——拉丁语、植物的名称、伦敦的街道——而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)他的回答是:逃过遗忘的经历要以数百或数千计,绝不是数百万——这个回答经受住了一个半世纪的检验。唯一一次直接测量的尝试(Crovitz & Schiffman,1974;由 Crovitz、Schiffman & Apter 于 1991 年积分)以词语作为线索提示受试者,为每段记忆标注日期,用幂律拟合记忆随年代变稀的方式,再进行积分:测试前二十年中有 224 段可提取的经历,这是一个下限,位于高尔顿范围的底端;Dudai 在综述中指出,拟合出的函数很可能低估了总数。日记则讲述了故事的另一面:威廉·瓦格纳尔在六年里记下了约 2400 件事——按设计大约每天一件——当他测试自己时,约五分之一似乎已经消失;但一旦给出合适的线索,他无法断言有任何一件事被彻底遗忘。再认走得更远:人们能认出几千张只看过一次的图片(Standing,1973)。亚丁·杜代的综述(1997)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阶梯:核心经历的回忆以千计,再认还要高出一个数量级;如果你每天保留一段经历,到七十岁时就会有 25000 段。
因此,每年一百段记忆不是测量值,却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立足点:它是高尔顿所数的上端,是瓦格纳尔认为值得记下的数量的四分之一,也是杜代为核心经历给出的数量级。五十年下来,大约是五千段——本页将沿用这个数字。借助线索,乘以五到十;若是超常记忆(LePort 及其同事研究的 HSAM 案例几乎记得每一天),则远不止于此。
有两件事决定了记忆分布在哪里。三四岁之前的事几乎什么也留不下(童年失忆)。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贡献了不成比例的份额——这就是回忆高峰,该领域被重复验证最多的发现(Rubin & Schulkind,1997)。此后,按部就班的岁月很少留下鲜明的记忆,直到最近几年,它们依然新鲜。Clara Mercier 是随 COF 发布的虚构示例角色,她的文件(共十六段记忆)是本页所有数字的标尺;她在 65 岁时保留的九段记忆恰好符合这一分布;这也是角色的预设应当遵循的分布,也解释了为什么 Clara 的童年预设只保留一段记忆,而 65 岁的她保留九段。
并非所有自传体记忆都是同一种东西。恩德尔·托尔文将记得——回到过去,伴随着图像、声音、一个地方的感觉——与知道区分开来:能够说出某件事发生过并讲述它,却不再重见它。前者首先依赖视觉意象(Rubin、Schrauf & Greenberg,2003);没有心理意象的人回忆自己的过去时,细节更少,信心也更低(Monzel et al.,2024);而在一种名为 SDAM 的罕见状况中,一个人知道自己人生中的事实,却无法重温其中任何一段(Palombo et al.,2015)。听觉居次。嗅觉很特别:由气味唤起的记忆更久远、更稀少、更强烈,也更少被回想(Willander & Larsson,2006)。触觉则完全没有数据。
这对重量很重要,因为只有“记得”的记忆才承载感官痕迹,而只有感官痕迹才有重量。“知道”的记忆只是几行文字:几 KB。“记得”的记忆则是一到三张图片,也许一段声音,也许几秒钟的影像:几百 KB 到几 MB。没有研究测量过两者各占多少;认为一生中大部分是“知道”而非重温,这个推断是合理的,但未经证实。下面的计算器把这个占比做成了一个滑块。
音乐看起来是个例外。大多数人能在脑海中重放数百首曲子,有些几乎一个音符都不差,而一位职业音乐家掌握的曲目会让上面的数字相形见绌。研究揭示的两点让它也能归入其中。第一,一首会唱的歌不是自传体记忆:它是知识,与词汇和认得出的面孔存放在一起,并且在情景记忆消失后依然留存——保存熟悉已久的音乐的脑区,是晚期阿尔茨海默病中最后幸免的区域之一(Jacobsen et al.,2015)。你随着它起舞的那个夜晚才是记忆;那首歌是记忆所指向的东西。第二,一首歌是以结构而不是声音存储的:旋律、节奏和歌词,固定在出奇精确的调和速度上(大多数人唱熟悉的录音时,音高与原曲相同或相近,误差在两个半音以内,大多数人的速度与原曲相差不到 8%——Levitin,1994;Levitin & Cook,1996),其余部分则由习得的调性与节拍语法重新生成(Huron,2006;Pearce,2018)。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家记一首有结构的曲子,远比记打乱顺序的同样音符要好(Halpern & Bower,1982),也是为什么一首歌比一个夜晚好压缩得多:一段旋律连同歌词只是几 KB 的符号,只有作为录音才有一兆字节。因此在文件中,一首乐曲是一个引用——一个标题、几个小节、一段十秒的痕迹,就像夜里的河水声——附在它所属的记忆上,而不是一千段录音。下面的估算范围不受影响。
知识总体上也是如此:COF 的记忆按设计是自传体的——角色一生中的时刻与时期——而角色对其世界的知识存在于它的性格和文档中。当故事需要时,没有什么能阻止作者把一条知识写成一段记忆(一个只有角色知道的关于其世界的秘密,某天夜里得知并一直守着),但那不是本页所统计的内容。
马丁·康威的自传体记忆模型(Conway & Pleydell-Pearce,2000)将其描述为三个层级:人生时期、一般事件和事件特定知识——让一个时刻变得鲜明的感知细节。COF 文件同样包含这三层:时期、时刻,以及附在时刻上的媒体。这种对应并非刻意设计;它是在追问工具需要什么时自然得出的。但它依然令人安心。
period,带有时间跨度moment,带有概要、时间、地点、与谁media:一张图片、一段声音、一段影像、几句记得的话格式中现有的唯一一组记忆属于 Clara:十六个节点,三十一个媒体,为 1.1 示例而写。与其猜测,不如看看它们在文件中实际有多重。她的图像大多是 1248 × 832 的 JPEG——约一百万像素,正是如今生成器产出的尺寸;她唯一的一段影像长十秒,480p;她唯一的一段声音长十秒。
| 文件中的记忆 | 承载内容 | 重量 |
|---|---|---|
| 代理公司的那些年(时期) | 两种语言的概要、日期、当时 / 现在的感受——无媒体 | 1.3 KB |
| 我们的婚礼 | 一张图片 | 290 KB |
| 祖母的房子 | 三张图片、夜里的河水声(10 秒)、几句记得的话 | 870 KB |
| 电子羊之梦 | 三张图片、一段十秒影像及其封面 | 1.1 MB |
| 全部十六段 | 14 个带媒体的时刻,2 个无媒体的时期 | 5.2 MB · 平均 330 KB |
基于 spec/examples/10-clara-mercier(COF 1.1)测得。整个角色连同她的面孔、声音和动作片段,解压后为 21 MB——打包为 .cof 后为 15.5 MB。
所以在实际中,一段带一张图片的记忆约为四分之一兆字节;一段丰富的记忆,三张图片加一段影像,约为一兆字节。把分辨率提高三倍——用手机照片而不是生成的图片,用 1080p 而不是 480p——同样的记忆就会重三倍。因此,每段“记得”的记忆一兆字节是按如今尺寸计算的合理平均值,视你保留多少而上下浮动三倍。
上面的每一个假设,在这里都是一个控件。默认值就是工作假设:从三岁起每年一百段记忆,全部是“记得”而不仅仅是“知道”,媒体为轻量、标准和丰富三种的组合,大小以 Clara 的文件为准,并按手机画质的媒体缩放。任何一项都可以修改。
对数刻度。1 GB = 1000 MB。Clara 的文件为已发布的 1.1 示例。
认真对待这个工作假设,一个近乎完整的角色——一生的自传体记忆,按如今的媒体尺寸——其估算范围是几 GB。这不成问题。那是一张 DVD,一部手机百分之几的容量。格式已经能够处理:.cof 是一个 ZIP 容器(接受 zip64),其前两个条目用于标识文件并存放清单,因此读取者在解压任何内容之前就知道里面有什么;媒体按需解压;builder 会对含有三张以上图片的记忆发出提示,超过 20 MB 的视频必须在其所属记忆上确认。角色的其余部分——参考图、声音样本、3D 模型、动作片段——远比它的过去轻。
这是一个工作范围,不是格式的规则:COF 对文件大小不设限制。它是平台可以据以规划的数字:一个完整的角色装进一部手机,还绰绰有余。
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问法。人的心智并不把过去归档为五千份文档。记忆由分散的痕迹重建而来,每一次回忆都会给下一次染上颜色,而整体存放在连接权重之中——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一个潜在空间——其中什么与什么相似,本身就是结构。如果能够收集、重建或撰写一生的记忆,它们最忠实的形式也许根本不是一份档案:而可能是一个模型,一组在这些记忆上训练出的权重,记忆之间的每一条联系都存在于其中,无需声明。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方向,而且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方向。
有必要说清楚这样做的代价。权重是不透明的:你无法打开它们读出一段记忆。它们无法一段记忆一段记忆地编辑。它们也无法可靠地遗忘——从模型中移除一个训练样本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(Bourtoule et al.,2021),这意味着一个撤回同意的真实人物,或者一个要求清除某段个人记忆的用户,其要求将无法得到兑现。COF 为保障而构建的一切——读取、编辑、清除、携带自己的数据——都存在于档案之中。
恰好,大脑并不做选择。标准理论(McClelland、McNaughton & O'Reilly,1995)认为存在两个互补的系统:一个快速的情景存储,分别保存当天发生的事;一个缓慢的皮层系统,随时间推移将它们整合为一般结构;巩固就是训练。一份档案和一个潜在空间,并肩而立,一个滋养另一个。COF 在面孔方面已经同时承载这两类东西——参考图像旁边是由它们训练出的 LoRA——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记忆:图谱作为唯一可信的来源,旁边是一个巩固——一个在记忆上训练出的适配器——它是派生的、可再生的,档案一变就丢弃并重建,这样清除就能通过重新训练来兑现,而不是寄希望于侥幸。
所以,这是我们希望有人来做的研究。取几千段记忆——为一个虚构角色撰写的,或经同意从一段真实人生中重建的——在它们之上训练一个适配器,然后测量三件事:模型能否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恢复图谱所声明的联系(之后、因为、关于);它能否发现作者未声明、而读者会认可的联系;以及清除之后重新训练,是否不会留下被移除内容的任何痕迹。如今已有一个更便宜的第一步:每段记忆一个嵌入向量,一个作为派生文件携带的向量索引——一个仍能追溯回来源的潜在空间。如果答案令人满意,角色记忆的终极形式很可能就是一个模型。它仍然需要自己的档案,原因与我们需要自己的档案一样:为了能够说出发生了什么。
Galton, F. (1879). Psychometric experiments. Brain, 2, 149–162; (1883)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.
Crovitz, H. F. & Schiffman, H. (1974). Frequency of episodic memories as a function of their age.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, 4, 517–518.
Crovitz, H. F., Schiffman, H. & Apter, A. (1991). Galton's number.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, 29(4), 331–332.
Dudai, Y. (1997). How big is human memory, or on being just useful enough. Learning & Memory, 3, 341–365——这篇综述报告了 Crovitz 的 224,以及每天一段的算术。
Wagenaar, W. A. (1986). My memory: a study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ver six years. Cognitive Psychology, 18, 225–252.
Linton, M. (1978). Real world memory after six years. In Gruneberg, Morris & Sykes (eds), Practical Aspects of Memory.
Standing, L. (1973). Learning 10 000 pictures.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, 25, 207–222.
Rubin, D. C. & Schulkind, M. D. (1997). The distribu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cross the lifespan. Memory & Cognition, 25, 859–866.
Tulving, E. (1985). Memory and consciousness. Canadian Psychology, 26, 1–12.
Conway, M. A. & Pleydell-Pearce, C. W. (2000).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the self-memory system. Psychological Review, 107, 261–288.
Rubin, D. C., Schrauf, R. W. & Greenberg, D. L. (2003). Belief and recolle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. Memory & Cognition, 31, 887–901.
Willander, J. & Larsson, M. (2006). Smell your way back to childhood: autobiographical odor memory. Psychonomic Bulletin & Review, 13, 240–244.
Palombo, D. J. et al. (2015). Severely deficien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(SDAM) in healthy adults. Neuropsychologia, 72, 105–118.
LePort, A. K. R. et al. (2016). Highly superior autobiographical memory: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tention over time. Frontiers in Psychology, 6, 2017.
Monzel, M. et al. (2024). Hippocampal-occipital connectivity reflect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eficits in aphantasia. eLife, 13.
Levitin, D. J. (1994). Absolute memory for musical pitch: evidence from the production of learned melodies. Perception & Psychophysics, 56, 414–423.
Levitin, D. J. & Cook, P. R. (1996). Memory for musical tempo: additional evidence that auditory memory is absolute. Perception & Psychophysics, 58, 927–935.
Halpern, A. R. & Bower, G. H. (1982). Musical expertise and melodic structure in memory for musical notation.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, 95, 31–50.
Jacobsen, J.-H. et al. (2015). Why musical memory can be preserved in advanced Alzheimer's disease. Brain, 138, 2438–2450.
Huron, D. (2006). Sweet Anticipation: Music and the Psychology of Expectation. MIT Press.
Pearce, M. T. (2018).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probabilistic prediction in music cognition: mechanisms of stylistic enculturation.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, 1423, 378–395.
McClelland, J. L., McNaughton, B. L. & O'Reilly, R. C. (1995). Why there are complementary learning systems in the hippocampus and neocortex. Psychological Review, 102, 419–457.
Bourtoule, L. et al. (2021). Machine unlearning. 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.